东川革命史话
中 共 昆 明 市东川区委宣传部
东川区党史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编
《东川革命史话》编委会
主 任：郑朝灿
副主任：王杰云 韩春玲
《东川革命史话》编辑部
主 编：刘 荣 詹应璋
图片摄供：区史志办 王 俊 陈文金 朱黎明 毕鑫等
封面题字：李树林
目 录
1.拖布卡树桔，红军渡江选择了你
3.剿匪斗争
第一篇 东川，云南较早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之一
东川，自古以来因产铜而著名，有着“铜都”的美誉，这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东川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却鲜为人知。现在，小编带你回顾东川那段血与火的，激情燃烧的，不能忘却的岁月。
1.东川地下党组织是何时建立的？
因行政区划的关系，现在东川所辖区域，民国时期属会泽管辖，因此党组织的建立、发展是在会泽县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也得到较快发展。11月7日，中共云南省特别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特支）在昆明成立。
同年，东川县（县府设在今会泽城）作为滇东北革命重点地区，由共青团云南省特别支部委派共青团员陈祖武到会泽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组织成立了秘密进步团体“青年努力会”。蒋开榜、刘文明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参加活动，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熏陶，期间，蒋开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1月，陈祖武回昆，东川“青年努力会”的工作即由蒋开榜负责。
1927年夏天，已是中共党员的陈祖武再次来到东川，建立地下党组织。发展蒋开榜等一批青年入党，建立了中共东川支部。东川遂成为全省较早开展革命活动、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
1927年底，陈祖武回昆工作，地下党支部由蒋开榜继任书记。
2.东川地下党曾在那些地方开展过活动？
1928年，以蒋开榜为核心的东川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大量工作，为开展武装斗争作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在会泽读书的东川人潘相才、赵仁甫等青年受党的影响，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
1929年6月，省临委决定将东川支部扩建为东川特别支部干事会，由蒋开榜、杨绍华负责，下设3个支部，共有党员15人。
1929年冬，根据云南临委指示，会泽特支干事会秘密组织武装力量，人数约2000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制作了军旗、印章和委任状等，蒋开榜任师长，司令部设于会泽。
1930年春，为便于活动，蒋开榜进入会泽师资训练所学习。4月1结业后，党组织认为东川新村地区是一个向南通往昆明，向北连接铜矿山区，经济状况较好，适宜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蒋开榜便亲自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来到东川的苍圣宫小学（现铜都街道新街社区）和绿茂的紫牛小学（现铜都街道紫牛村）任教，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蒋开榜来到仓圣宫小学后，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同时还到三元宫小学（今集义小学）进行授课宣传，梭山开办农民夜校，动员附近的贫苦农民到夜校学习文化，用算账、比较的方法，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宣传革命道理。县委委员刘文明也到三元宫开设武馆，广收弟子，集结力量，他同时还挑起货郎担以卖小商品为名，走乡串户，奔走于周边地区，联络矿工、手工业者、农民、知识分子准备参加暴动。他还到昭通打入滇军第二旅并担任上士文书，秘密做士兵的策反工作。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离开你，去到危险的地方，让你担惊受怕了，但为了广大受苦受难的贫苦百姓，迫切需要一个个像我这样的人去冒险犯难，甚至去死，祖国才有希望。”
3.东川地方党组织是怎样遭遇挫折的？
1930年5月，云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东川中心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蒋开榜一边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一边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从各方面加紧武装暴动的准备。他在苍圣宫小学挥毫直书：青年们，快来啊！把那迷人的黑雾扫开，走上光明大道吧！”向贫苦的年轻人发出了战斗的号令。
九一八”事变后，“云南救贫义勇民军”改称“云南反日义勇民军”，定于1933年10月4日举行武装暴动，这时已经秘密发动了2000余人。由于人员活动频繁，引起了当时的国民党会泽县政府的注意，再加上没有省委的及时指导及其他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武装暴动被迫推迟举行。
1933年3月13日，蒋开榜、刘文明等30多人在白雾镇开会，决定直接派人到江西苏区寻找党的组织。3月14日，平开富等20余人从白雾镇出发，经贵州前往江西，途中返回来6人，其余全部到达江西苏区，编入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长征时随军返回会泽。
1933年秋，东川中心县委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查觉。11月13日晚，蒋开榜在会泽天后宫被捕。
当晚，刘文明及东川中心县委的其他成员也在县城被反动当局逮捕，其中杨绍华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东川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东川地下党其他同志得知蒋、刘被捕后，积极准备营救。蒋开榜毫不犹豫地说：“敌人监守严密，劫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样做损失太大了，不能劫狱。我虽然牺牲了，只我一个人，却能保存下党的力量。”
刘文明(照片)被捕后，也大义凛然，准备赴死，写下了“秋落春华死生中，不悲不壮不成功。成仁取义千古事，自有后来歌大风”的绝笔诗。
1934年5月18日，蒋开榜、刘文明被押往城外大枪决。沿途蒋开榜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万岁！”。刘文明也同时高声大喊：“乡亲们，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反动派到底实行的是什么主义，他们的‘三民’主义就是坑民、害民、整民。”
蒋开榜牺牲时年仅26岁，刘文明为29岁。中共东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本地的革命斗争暂时处于低谷。
第二篇 红九军团长征过东川及其深远影响
1934年，由于中共党内“左”倾错误导致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为摆脱困境，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1.拖布卡树桔，红军渡江选择了你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进入云南。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由于规模不大，善于机动，在贵州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进入云南后，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九军团继续担起了这一重任。红九军团在滇东北佯装红军主力，声东击西，攻城略地，秋风横扫，使云贵川地方反动势力惊恐万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国民党军，诱使敌军第五师、第九十六师及李抱冰部的3个师由寻甸方向和宣威方向赶赴东川、会泽、巧家“截剿”，为3万中央红军主力减轻压力、用7天时间从容渡过金沙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5月1日，中央纵队和一、三、五军团从禄劝县皎平渡渡口开始渡江，中革军委同时要求九军团也要尽快渡江。红九军团在占领会泽后，于5月3日下午派1个营和侦察连携带电台，在参谋长郭天民的率领下前往东川拖布卡树桔搜寻船只准备渡江。
郭天民率领的先头部队连夜行进，于第二天下午四时赶到树桔，但敌人早有防备，沿江各地已将公私船只全部封禁销毁。属巧家县管辖的金沙江对岸的汪家坪盐井场务所140余只卤水盐船也在销毁之列。但汪家坪盐井场务所得令后心存侥幸，认为红军不一定真从此处渡江，若将140余只船全部销毁损失太大，故未全部销毁，只是将树桔、盐井一带零散盐船沉于金沙江中，以做样子。敌人的这一失误为红九军团渡江留下了机会。更巧的是，南岸树桔孙老五（孙有良）家的一只破船，由于过分破损，划不到对面的封船处，缉私队于是派人搬石头把船沉在了南岸江底。当红军到达树桔渡江边寻找船只时，得到船工饶顺标的帮助，找到了孙有良家的那只破船，沉船被打捞起来后在船工张朝兴、王再亮的帮助下进行修补，至夜幕降临时船终于修好。晚饭后，船工饶顺清和红军战士在月色掩护下，小心地将船划到了北岸。红军上到北岸后迅速控制了北岸渡口并又找到3只小船，当晚红军就用这4只船往返13次，渡过去200多人。过江后为彻底清除住在几公里以外的大部分守敌，侦察科长曹达兴带领侦察连穿上从会泽民团缴获的军装，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连夜沿羊肠山路奔袭树桔渡口上游的汪家坪。当红军拂晓前赶到汪家坪盐场时，敌人还在酣睡，曹科长以“国军长官要检查”为借口敲开场务所大门，从睡眼惺忪的税警队长口中巧妙获得了有关江防的情况，接着俘虏了盐场税警队及民团200余人，缴枪28支，税金4万多元和5万公斤食盐。
第二天，红军在盐场召开群众大会并将缴获的9仓食盐分给了当地群众，群众十分高兴，纷纷报告藏匿船只的地方并帮助把沉船打捞起来，表示愿意帮助红军渡江。不多时，数十名船工和群众便驾着五十多只大小木船跟着红军划向了南岸树桔渡口，准备迎接大部队渡江。
4日，仍在会泽城中的九军团总部再次接到中革军委速渡金沙江的电令。此时，先头部队已占领金沙江对岸的消息也已报到军团总部，同时还获悉敌湘军李抱冰部3个师正向会泽逼近的消息，军团部遂决定撤离会泽县城，向树桔进发。
5日下午，红九军团大部队陆续到达树桔并按建制顺序渡江，晚上则燃起篝火，点亮马灯继续摆渡。6日清晨，全军团3000多人马全部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红九军团过江后，上游3万多人的红军主力仅凭7条小木船从5月1日起开始渡江，速度较慢，为确保中央纵队一、三、五军团顺利渡江，中革军委命令已过江的红九军团在沿线进行警戒，以保证中央红军后续部队的渡江安全和行军安全。完成任务后于5月21日到达礼州与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会合，中央纵队也已通过彝区。至此，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2.红军战士与东川人民的鱼水深情
红九军团长征经过东川，从1935年5月4日到6日，途经拖布卡5个村。一路上，红军不扰民，说话客气，买卖公平，很快便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红军来到拖布卡，一个排住在白泥井村舒正有家。红军一住下，就与房东拉家常，问寒问暖，了解生活情况，争着扫地、挑水，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红军带的粮不够，排长就向舒家买了一担谷子，而所付的钱足够买回两担，舒正有再三推辞，要退回多给的钱，排长多方劝说，他才勉强收下，和红军一起动手舂米做饭。舒正有全家及邻近村民看到红军和蔼可亲，关心群众，大家都消除了防备心理，热情接待红军，时近傍晚，村子里家家都冒起了欢腾的炊烟。
拖布卡是会泽通往树桔渡口的要道，一九四九年前每个月有9个街期天，是个商业繁荣的集镇，郭大妈家当时住在街上，常在门前摆个凉粉摊，做点小本生意。郭大妈回忆说：“几个红军走到我的凉粉摊前，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赶快把筷子递过去，可他们要先付了钱才接过筷子和凉粉。本来只卖五分钱一碗的，有的红军吃了一碗付了一角钱。见我一时没零钱找补就走开了，我心里真过意不去。老伴郭开荣见我忙不过来，就来打帮手。一位红军见他衣衫破烂，便从背包里取出一件衣服送给他，一位红军还送给我一口铜锅和一瓶卤豆腐。后来国民党来搜查，我把红军送给我的铜锅藏紧，没有被搜去。以后，我舍不得用，保存起来，留作念想，装卤豆腐的那个玻璃瓶，我也没有丢掉，把它放在家堂（神像、牌位）面前，逢年过节摆进两枝鲜花。见物思人，我常常默想：红军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
船工饶顺清回忆说：“4日下午，一队红军来到树桔渡，一个小战士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大叔，我们有几个同志想住在你家（先头部队临时指挥部决定设在这里）。我们带着锅瓢碗盏，决不打扰；若损坏了东西，照价赔偿。’这几句话真暖人心。我同意红军住下后不一会儿，屋里便传来了‘的的达’的声音。而其他战士则全坐在外面的沟边树下或灌木丛中。五月的江边十分炎热，战士们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却不随便进入群众的家。他们和群众说话态度都十分地和蔼。红军做饭时所用的柴米是向群众照价买来的。本村徐文亮给红军挑了一担水，红军战士看他衣服破旧，除给了他工钱外，还给了他一件衣服；刘家媳妇帮红军缝补了一件衣服，得到了一元钱。村子里的人当时凡是帮红军做了点事的，都得到了报酬。”
船工饶顺标也说：“红军来时我藏在山上，看到他们背着枪到我家，我们想一定是坏人，我家鸡、猪肯定被杀。过了好大一会儿，未听见鸡、猪叫，我才认为到我家的是好人，我就回家。红军问明我会划船，于是便请我去帮助找船。我知道前几天敌人封江，有一破船划不到对岸封船处，沉在麻塘湾老鸡石下，我就带他们去找。船沉在水中，船中有石，我下水推掉石头，把船浮上来和红军一起修好后，我就划着这只船送他们到对面，又得到3只船，红军就用这些船来渡江。”红军大部队到达树桔后，决定将渡江指挥部设在饶树标家，饶树标十分爽快地同意并帮着砍来竹子架设天线。妻子糯友珍则把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让指挥员们舒舒服服地工作和休息，战士们看她忙，也过来一齐打扫，一个战士在院中蹲下身拾垃圾时，裤子膝部忽然咔嚓一声撕开一个大口子，糯友珍让战士换下裤子帮他缝补。战士说，金沙江边气候炎热，干脆请你帮我把它剪成短裤穿得了。裤子改好后，战士要付工钱，糯友珍执意不收，饶顺标也帮着妻子说话，这位战士无奈只好将两只裁下的裤腿送给她做纪念。红军走后，糯巧珍将这两只灰布裤腿做成两个装针线物品的袋子珍藏起来，每当她做针线活时便会想起红军在他家的难忘日子，心里一直默默地为红军祈祷，希望这些穷人的子弟兵一路平安。解放后省文物部门得知糯友珍收藏有红军衣物这个情况后，派人来将两只裤腿做的袋子收去做了红军文物。
红军夜渡时，将士们对船工也特别关心，送来红糖姜开水给船工驱寒，送来毯子、被子给轮换下来的船工休息使用，夜餐比早晚两顿的菜还多。许多船工都被红军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了，不顾疲劳，只休息一会，就又上船扳桨了，红军的3000多官兵就是这样在四五十名船工不分白天黑夜的辛苦劳累下送过金沙江的。
红军在拖布卡的时间不长，关心群众的事迹却很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群众也将红军视为自己的亲人，给予了将士们热情的帮助。
有的还积极踊跃地参加了红军。家在播卡的魏永谦，因生活所迫到盐井当盐工，红军占领盐场听到红军干部在群众大会上的宣传后，便与同盐场的35位工人一起参加了红军。有的人等在路旁，红军路过时即参加了红军，如家住小江刘家村的唐玉清、拖布卡新店房的毛天培等。因民、落雪、汤丹矿区的一些穷苦“砂丁”，听说穷人的队伍来了，决心投奔红军。但赶到拖布卡和江边，有的还跑去会泽时，红军却已经走了，这成为了他们的终身遗憾，但向往光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播种了下来。
3.红军长征对东川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
红军在拖布卡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不顾行军疲劳，沿途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宗旨、革命道理和军队的性质。还在墙壁上写下了“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红军的所作所为，让东川人民认识了共产党，懂得了革命，知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穷人自己的军队。红军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敢于胜利、乐观向上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激励着这里的人民，一旦时机到来，播下的火种便将燃起熊熊烈火，为争取自由、民主和解放，勇敢地投身到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人民政府的革命洪流中来。
第三篇 积极参加抗日救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东川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派出了自己的子弟奔赴战场，加紧铜矿生产，积极支援前线。
1.在新村首次开展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夏，恢复重建后的中共云南省委派在昆明读书的党员陆子英等回会泽工作，陆子英又派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何汝昌（东川汤丹人）等到新村进行抗日宣传。此前，“民先”已在昆明组织过进步学生走向社会，搞过宣传，反响较大，深受群众欢迎。
陆子英来到会泽后，很快就组织起20多人。他们先在县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宣传后，即分成三个队奔赴三个重要区域宣传：一队由陆子英带领到者海，二队到白雾，三队由何汝昌带队到新村。三队到新村后，发动集义小学师生，组成宣传队宣传演出。他们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教唱团结抗日歌曲，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时间，表达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歌声如“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迅速传遍新村坝子和附近农村。一个街天，宣传队在三元宫前面的广场上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他们发表演说，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一齐抗战，反抗侵略，演出了流行一时、影响甚广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剧情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增强了大家抗战卫国的意志和决心。演出中还教唱悲怆的《黄河谣》和雄壮的《大刀进行曲》，当天到场的群众有1000多人，宣传队和群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奋，气氛热烈。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新村的首次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2.积极抗战为作贡献
抗战前东川铜矿的开采冶炼由公私合营的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公司生产的铜产品，主要供给昆明兵工厂和造币厂，少量销售给民间制作生活器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云南军民积极投身于抗战之中，前方需用的军火与通讯器材十分迫切。制造枪炮的弹壳主要用黄铜。抗战期间，云南先后派出42万人投入各个战场，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全部由云南自己购买，弹药则为本省制造。龙云就说：“六十军一枪一弹都来自云南人民，以全省人力物力贡献国家”。六十军出发后，云南又陆续成立了十几个补充团，随同武器及时补充前线。次年又组成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继续出省抗战，其兵员、武器、弹药等均由云南自己解决。这其中就不乏东川矿区人民的贡献。为能保障东川矿区正常生产，当时省政府给予了东川以汤丹为中心的数十公里矿区范围内“不征兵、不纳粮、不交税”的特区政策，以使东川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产铜支援抗战。东川群众的觉悟也很高，拖布卡的乡绅耿三老倌，在得知生产粗铜是供应抗战急需时，当即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日本鬼子打到我们的土地上来了，谁能咽得下这口气！自己年青时采过矿，当过炉户，熟悉矿业生产,表示愿意马上找人开矿，修补炉房，争取早日出铜，支援抗战，且所有费用均由自己承担。在汤丹，有的还愿为抗日出力而放弃有利可图的炉户生涯者，可见爱国之心赤诚。1938年7月，为了抗日战争对军事供应的需要，中央宣布铜矿收归国有，关闭了原省属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中央资源委员会滇北矿务公司，负责东川会泽一带的铜、铅、锌生产，以供抗战之需。整个抗战期间，东川共产铜1587吨，绝大部分作为军队武器装备的原料使用。
3.东川子弟血洒抗日疆场
在整个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最终把敌人赶出了中国。其中也包括了东川儿女。红军长征过东川时参加红军的会泽和东川子弟1500多名,除长征中牺牲、失散外，长征胜利后都分别编入了八路军、新四军，投入到了抗战的各个战场，其中一部分还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荣立了不少战功，如唐玉清、毛天培等，许多人则在这些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记载的就有7人。
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许多东川儿女浴血抗日战场。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第二阶段战斗，与日军血战的国军主力主要是由云南儿女组成的滇军60军。战斗中，60军将士不畏强敌，敢于牺牲，以自身伤亡过半的沉重代价，阻止了敌人由台儿庄直取徐州的阴谋未能得逞。日本报纸称：“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属罕见。”剩下的部队接着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中条山之。在随后组建的58军和新3军，以及新补充的60军士兵，全系云南子弟。他们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作战，后又奉调回滇参加了滇西抗战。在以上一系列的战斗中，许多会泽、东川籍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云南省档案馆馆藏国民党滇军中的会泽、东川籍部分阵亡将士有名有姓的名单就有394人。新村的朱绍尧、汤丹的马启国便是其中的两位烈士。
朱绍尧（1917~1938） 字静鑫，东川区铜都街道集义社区人。抗战期间加入国民革命军，在60军（滇军）182师服役，后升任少尉排长，1937年10月随军出滇抗战。出征前，他就抱定了献身疆场，誓死报国的决心，他在自己的照片上题词自勉道：“我们奋斗的精神应该继续到底！”。1938年4月中旬，台儿庄战役打响，60军被派前往增援。当他们赶到还未展开便与敌遭遇交火。朱绍尧所在的182师随即投入战斗。在近一个月的反复惨烈拉锯战中，朱绍尧与战友们精诚团结，奋勇杀敌，阻止了日寇向南推进直取徐州的企图。经过27天苦战，但敌军仍奈何我军不得，于是便施放毒气，致使滇军部分官兵中毒身亡，朱绍尧及全排官兵均在其中。1947年，民国地方政府为纪念朱绍尧烈士的英雄壮举，在集义新桥南建立纪念标一座。上书：“抗日阵亡陆军少尉朱绍尧纪念标”，标座四面分别铭刻：“抗日救国”、“民族英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只可惜，纪念标于文革中不幸被毁。
马启国（1920~1945），东川汤丹人。家里曾经营矿石生意，兄弟姐妹九人，马启国排行第二。他在汤丹念完小学后到会泽、昆明就读，1938年考入航空学校，先后在昆明、重庆等地受训。1941年，马启国架机对日作战，他与战友在湖南衡阳上空与日军空战中击落日机数架；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与战友密切配合，又创击落日机10架的战绩。被国人民政府予嘉奖，为其记大功一次，擢升空军少校、航空飞行中队长。战斗间隙，马启国常寄信回家，叮嘱家人不必为己担心，国在己在，国亡己亡，誓与国家共命运。1945年1月，他在一次架机执行任务中遇上大雾不幸遇难，为国捐躯。他的名字被永久地镌刻在了南京无梁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供国人纪念。
第四篇 东川的解放与剿匪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东川的地下党组织及革命据点得到重建，革命力量迅速崛起，纷纷组建地方武装。凭借滇桂黔边纵队的有力支持，东川地方武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很快就解放了东川全境。同时还派出武装力量到外线作战，参与了鲁甸、寻甸、嵩明、富民、武定、元谋等地的解放斗争，为推动云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又与不甘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武装进行了殊死斗争，最终巩固了人民政府。
1.重建地下党组织
党组织重建。1947年，随着革命战争形势有利于人民的发展，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党中央《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决定重建全省基层组织，1947年8月12日，会泽县党支部在昆明成立。次年2月，会泽党支部又改为会泽县特别支部，领导会泽、巧家两县党的工作。同年8月，省工委又决定成立会(泽)巧(家)中心县委，会泽特支同时存在。现在的东川区域当时分属会泽、巧家两县管辖，党的工作在会泽特支的领导下开展。
从1948年初起，会泽特支先后派党员赵绶先、陈斯盛、李应雄、陈正魏、牛宪锟、张德钦、杨盈昌及外围组织成员袁崇礼、李秉刚，通过社会关系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到汤丹、集义、紫牛坡3所小学建立据点，到落鹰山秘密开展工作，他们在这里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为下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作准备。
建立新村、紫牛村据点。新村（今铜都街道）的工作实际从1947年9月便已开始，会泽党支部认为新村的集义镇是昆明通往会泽、巧家的一条重要交通线，决定在新村集义及道路沿线的紫牛村设立据点，开展工作，首先派党员赵绶先到新村一带调查，掌握情况后，党组织于1948年2月，正式派遣赵绶先和“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成员袁崇礼、李秉刚、张德钦到设在新村的集义小学任教，建立工作据点。
新村据点的成员在校采取多种形式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启发他们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为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志向。在社会上，建立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团结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社会贤达，孤立国民党敌特，打击地主劣绅侵吞积谷，欺压老百姓的反动行为。
1948年7月，赵绶先回会泽城另有任用，新村据点工作暂告结束。袁崇礼、李秉刚、张德钦因在新村表现突出，被吸收入党，由党组织另行分配任务。
紫牛村是当时会泽通往昆明、新村、矿区汤丹的一个重要转接点，位置重要，1948年8月，会泽特支派党员李应雄、陈正魏到紫牛村小学教书，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建立革命据点，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建立汤丹据点。汤丹据点的工作，从1948年初派党员陈斯盛到滇北公司保管处下属的汤丹厂当雇员秘密开展工作开始。8月，又派党员牛宪锟、张德钦到汤丹小学任教，秘密建立汤丹据点。汤丹地下党为打开局面，首先是从做一个优秀教员入手，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好评，逐步扩大社会影响，站稳了脚跟。其次是利用课堂讲授社会发展史，教唱进步歌曲，编演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活报剧。向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灌输革命知识，使一批教师后来参加了革命，成为了游击队的政治干部和地方工作骨干。
汤丹地下党在联系群众的基础上，积极、隐蔽地发展组织。在矿工和农民群众中以民间社团形式组织弟兄会。经过培养教育，有的“弟兄会”会员转为党的外围组织“青协”成员，后来成为汤丹游击队的骨干。1949年初，汤丹据点已发展“青协”成员12人，“弟兄会”会员近百人，还摸清控制了镇公所和马龙华、马子龙、赵光泽家的30多条枪，其他方面的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起义条件已基本具备。
1949年5月中旬，中共会巧中心县委派曾在汤丹据点工作的党员陈斯盛到寻甸县马街与边纵三支队联系，要求派部队前往汤丹，协助地下党解放这一地区。三支队随即派23团团长李承华、政委甘文忠率一营前往汤丹。部队到汤丹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包围解除了盘踞于汤丹的李万镒游杂武装，收缴汤丹镇公所、滇北公司掌握的枪械，组建了东川第一支以矿工为主体的党领导的汤丹自卫队，成立了汤丹解放委员会，没收了云南官僚资本资源委员会滇北公司财产。
6月中旬，中共会泽县委为加强汤丹工作，又先后派出一批工作队员来到汤丹，先后建立起了农民翻身会、姐妹会、耆老会、儿童团，汤丹游击队发展到140余人，各村还成立了民兵队。由于工作深入，汤丹解放区日趋巩固，有力地支援了设在新村的会巧边区的工作。
2.建立会（泽）巧（家）边区解放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游击大队
1949年5月汤丹解放后，边纵3支队23团接着又专程到落鹰山（现轿子山麓）做团结彝族上层赵仁普的工作。尔后，赵仁普率其家族武装来归，扩充为了我党控制的落鹰山自卫队。为尽快解决新村（现东川城区）的问题，23团领导写信给受过我党影响的集义镇代理镇长朱绍贤，随后，其掌握的武装在二十三团的帮助下，组成了新村地区的集碧自卫队。6月，根据地理条件和形势需要，经三支队和上级党委同意，决定将东川已组建的三支自卫队改称游击中队，选址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村（今东川城区）后山的祝国寺成立会（泽）巧（家）边区解放委员会（1949年12月改称“会巧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游击大队，使寻甸、禄劝、会泽、巧家新区连成一片。不久，达朵乡、乌龙乡也相继成立游击中队。
会巧边区建立后，党在这里组织发动群众，整训干部战士，培养军事和地方工作人才，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指挥有10个中队、共800人枪的游击大队连续取得了解放义侠（今因民）、自强（今禄劝雪山乡）、盐井（今属四川会东）、布卡、温泉（今属会泽大海乡）等地作战的胜利。
会泽护乡32团3营的外线斗争。1949年9月，东川区域战事基本结束后，中共会泽县委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奉命抽调会巧边区游击大队部分游击队组建隶属于边纵六支队的护乡32团3营，3营下辖7、8、9连，近400人。整编后，干部战士在新村经过政治、军事训练后即开赴外线参加作战，为解放寻甸、嵩明、元谋等地立下了不朽功勋。留下的游击队则主要负担着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的任务。
1950年3月，会巧边区完成历史使命后，游击大队干部战士大都转业地方工作或回乡参加生产，三营的战士则编入会泽县公安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
东川全境的解放，以及派出部队帮助解放了寻甸、嵩明、富民、元谋、鲁甸等地，为推动云南地方国人民政府950年2月起义，和平解放云南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99年8月11日，云南省委、省政府确定东川新村（铜都街道办）、汤丹为云南省首批革命老区。2014年，整个东川区又被补充确定为云南省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老区。
3.平息土匪暴乱
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和不断巩固，使一些地主恶霸和惯匪噤若寒蝉，不敢轻举妄动，有的还假意归顺人民政府，大耍两面派手段。但当革命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或国际风云变幻之际，其反动本质就暴露出来了。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潜留的残兵败将、武装特务相互勾结，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府。1950年，东川残存的反革命分子趁本区域人民武装大部分外调执行任务，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以“抗粮”为借口，反对正在开展的减租退押征粮工作，煽动暴乱。从5月起，东川境内相继发生土匪暴乱，遇害的干部群众达20余人，布卡、义侠、乌龙3个乡政府曾一度被土匪攻陷。
发生暴乱的地区多属寻(甸)禄(劝)会(泽)巧(家)四县结合部。在这些地方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有的地主恶霸又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们独踞一方，欺压人民；虽然建立了新政府，但他们却暗通土匪，坐地分赃，集官、绅、匪为一身。
暴乱发生后，中共会泽县委迅速建立了剿匪指挥机构，各区乡也成立了剿匪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陷敌于处处挨打的局面。平乱期间，共歼灭土匪及地主武装1600余人，使东川境内的匪患很快得到了平息。
粉碎杨勋伯匪暴乱。反动官僚地主杨勋伯是巧家县西垛人，他长期控制着金沙江北岸盛产食盐的盐井和落雪等地的部分铜矿开采，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一九四九年前在会泽、巧家均有一定势力，红九军团长征过金沙江时曾在沿江一带防堵袭击过红军。会泽解放后，他被国民党“滇东军政长官”龙纯曾（龙云的三儿子）委予“滇中抗粮军司令”、“反共救国军江外支队长”等职。1949年11月，盐井被解放，杨勋伯不甘心失掉这块“肥肉”，几次调集地霸武装夜袭盐井，均被会巧边区游击大队义侠中队英勇击退。
杨勋伯之岳父朱绍德一九四九年前借女婿的势力长期把持布卡，独霸一方，历任国民党的乡长、区长。土匪暴乱时期，朱绍德被龙纯曾委任为“滇中抗粮军大队长（团长）”。
1950年3月，会泽县征粮工作开始，工作队进驻布卡乡。杨勋伯、朱绍德以抗粮为名蓄谋组织大规模暴乱。原定于5月15日在布卡、树桔、盐井(盐场)、牛厂坪等4个地方同时进行暴乱，但因布卡匪徒残害了布卡乡主委赛学贵，不得不提前行动。于是5月14日、15日两天，布卡、树桔、盐井(盐场)、牛厂坪相继发生土匪暴乱。策动布卡暴乱的是朱绍德，指挥盐井暴乱的是杨竹仙（当地人称杨大小姐，杨勋伯侄女），率部窜犯牛厂坪的段绪铭是杨勋伯的亲信。
拖布卡乡主委、工作队长赛学贵事前已掌握地霸和伪保甲长将要准备暴乱的情况，于5月14日凌晨起程前往新村向五区委汇报，研究防暴问题。赛学贵的行踪被混入乡政府的李嘉宾得知并通知匪徒，土匪便在秦家梁子小庙设伏，杀害了赛学贵。由于罪行败露，匪首韩朝清、李文周等便率匪和一些被蒙蔽的群众三四百人，于当天上午10时左右，手持大刀、长矛，分数路向乡政府扑来。我征粮工作队员丁嘉明、敖有政两同志遇害。在此危急时刻，征粮工作队副队长王凌沉着应战，击毙叛徒李嘉宾及两个匪徒，匪攻势受挫退出乡政府。王凌随即组织李正康、刘志明、陈维英(女)、张玉珍（女)4个同志撤到搂上，坚守待援。匪众又几次发起进攻，并扬言：“不交枪，就要烧房子!”。下午，匪见硬攻不下，便施展诡计，谎称：“工作队如果停火，不予伤害。”王凌等经过研究，出于避免匪徒纵火殃及群众和保存力量，待机歼敌的考虑，同意停火。当他们走出乡政府准备谈判时，匪徒即刻变卦，将王凌、李正康捆至后山树林中杀害，政府的财物、武器也遭到洗劫。
当天，树桔的张兴民与布卡之匪遥相呼应，发动暴乱，杀害了小学教师李万钧（遗体被抛入金沙江中）和民兵陈天荣。
杨勋伯的侄女杨竹仙也在巧家县盐兴镇下半镇发动暴乱，她得手后率匪众200余人突袭由义侠乡代管的盐并。由于布卡土匪暴乱的消息被封锁，盐井未及防范，在敌抵近时，工作队干部黄河、牛振华等仓促应战，毙敌一人，在危急的情况下，变节分子贺锦江与敌内外勾结，开门引匪而入，黄河、牛振华遂落入敌手，于第三天被其残杀于金沙江上（遗体被抛入金沙江中）。
5月16日，匪首段绪铭率众100余人从盐井渡过金沙江进犯义侠乡政府驻地牛厂坪。我工作队组织抵抗，毙匪徒1人，但由于防守力量薄弱，战约一小时即主动撤离。匪徒进占乡政府后还狂妄地组织了反动政权。
匪乱发生后，会泽县副县长兼6支队32团团长陆子英率4、7连及6连一部进剿。经过我军穷追猛打，反复扫荡，并开展了强大的政治宣传，被裹胁的群众纷纷弃械回家。20日收复布卡后，我军乘性追击，将欲逃往盐井的残匪聚歼于金沙江边。21日收复了树桔，将欲逃往盐井的残匪聚歼于金沙江边，共毙匪40余人，俘匪80余人。接着派7连奔袭牛厂坪，众匪望风而逃，遂收复牛厂坪。29日，驻巧家县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15军43师127团4连从金沙江北岸迂回包抄直逼盐井，战斗还未正式打响匪徒就四处奔窜，杨勋伯和段绪铭带亲信10余人仓惶潜逃至老家躲藏。4连急行军赶到将其抓获交人民政府公审处决。仅十多天，杨勋伯主谋的暴乱，在解放军和地方武装的铁拳下，迅被平息。
剿灭“反共救国自卫军滇东北纵队第八支队”。5月17日，会泽县六区野猪塘易培春发动暴乱。易培春是当地的大地主，曾任国民党会泽县参议员、乡长。当晚，他在家中主使残杀了钢厂乡主委兼征粮工作队长范增荣及工作队员谢德华、顾大海后，连夜写信给阿旺的爪牙，策动暴乱。
5月18日，阿旺乡大田坝地主杨正芳、仓房地主蒋开金(易培春女婿)、惯匪杨朝纲纠集一伙匪徒，于中午趁工作队不备杀害了组长陆绍荣（张陆）之后，又将分散在大田坝、小坡头、仓房等地帮助群众插秧的副组长丁绍金等９人残杀在田里。随后，易培春来到阿旺，裹胁约500人进行暴乱。寻甸县功山的恶霸地主、曾任国民党保安大队长的刘正清和四甲的田太周先后率匪众来到阿旺与易培春合流，打出“抗粮自卫军”反动旗号，易培春、刘正清自封为正、副司令，共拼凑了七八百人，扬言要“先打驾车湾，后进会泽城”。
6月3日凌晨，刘正清率500余名土匪从阿旺出发进犯驾车湾。上午10时左右，战斗打响。当时驾车湾有边纵六支队32团5连一部及工作队员约50余人，他们沉着应战，毙匪大队长易德隆（易培春第三子）、田太周。战斗正打得激烈时，5连派出小分队抄土匪后路，致使土匪腹背受击，阵脚大乱，连同伴尸体都来不及收拾就弃尸奔回阿旺。战斗中5连连长朱丽生、地方干部康长安牺牲。当天傍晚，解放军第43师127团7连从巧家县日夜兼程驰援驾车湾，与5连会合后穷追刘匪。6月4日夜间，在阿旺的大锅洞村将其包围。经１小时战斗，毙匪30余人，活捉刘正清以下26人，缴获长短枪24支，来自功山、四甲的匪众随即溃散，刘正清于6月18日在会泽县城被处决。当时，易培春率亲信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听到刘正清被歼的消息后，仓惶逃遁，潜伏于钟山、大黑箐等深山密林之中。
8月6日，一直四处活动的乌龙乡地霸马才忠围攻马店(现属寻甸)得手后投靠易培春。8月8日，一个自称是由台湾派来的李某某和伪营长董发科潜到阿旺的木多，与易培春合谋，收罗附近的土匪，统一番号和指挥，组织了“反共救国自卫军滇东北纵队第八支队”，以李某某为代表，董发科为支队长，易培春为副支队长，号称３个团，由马才忠、王茂林、杨正辉分任团长，另编“反共游击独立大队”，由曹治邦任大队长，妄图卷土重来。老碧嘎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开芳不从匪乱，竟被土匪残酷杀害，身首异处暴尸数日；一个年仅13岁的儿童团长也牺牲在匪徒的“抛刀”之下。之后，“反共救国自卫军滇东北纵队第八支队”流窜于４县边缘地区，破坏交通，抢劫财物。
10月间，易培春、马才忠率230余人由寻甸县四甲窜经松毛棚，于14日夜袭乌龙乡政府。民兵队长李成章得知敌情后，不顾安危从家中奔进乡政府，组织干部和武装人员共15人进行抵抗，战斗中不幸牺牲。由于夜色深沉，匪不知乡政府武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及至天明，威逼部分干部家属和群众在前面喊话或挖墙，匪徒则混在人群中，坚守的干部怕误伤群众，不便开枪。乡政府最后落入敌手，抢走库存的枪枝弹药及稻谷40多石，乡主委张应堂和干部李海源、管宁三被匪徒凶残杀害。16日，匪徒从店房方向撤走。
随后，在解放军127团的追剿下，易培春、马才忠及土匪500人流窜至嵩明县梁王山。解放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出奇制胜，毙伤俘匪数百名，予敌重创。易培春重新逃回阿旺，马才忠溃退到乌龙，“游击独立大队”大队长曹治邦流窜在寻会公路线上。10月底，127团一部化装跟踪追击“游击独立大队”曹治邦残部至寻甸的大沙沟，将其包围在一幢民房内，消灭匪徒8人，大队长曹治邦及以下匪徒14人均被俘虏，缴获步枪22支。
11月中旬，五区委决定以会泽县公安队长陈纯伯所率领的加强班同区干部、武装人员共30余人组成工作队，赴乌龙恢复乡政府工作。流窜在乌龙的马才忠残部探知这一消息后，率约70人在途中设伏。下午4时左右，工作队与土匪遭遇，战斗隔河展开。马才忠几次率众冲锋，均被公安队的火力击退，匪中队长邓承连被击毙，马才忠也负了轻伤。战至天黑，匪徒借助夜幕掩护匆匆撤走，工作队进驻乌龙。不几天，群众来报，马才忠匪部驻在距乌龙街10余华里的老土城。陈纯伯及127团参谋赵忠信率战士16人立即出击，经短时间激战，击毙马才忠等8人，伤12人，余众随之溃散。之后有的被搜捕归案，有的主动投诚，乌龙的匪患终告平息。
从嵩明县粱王山侥幸漏网逃回阿旺的易培春残部，各自逃命，溃不成军。11月，解放军在木多的一个山洞里生俘了易培春的第五子、匪团长易德华及其妻女共3人。不几天，又俘获了易培春的大儿媳。易培春带着他的大孙子东躲西藏。12月9日，在阿旺的落戛村被捕获。主使杀害阿旺工作组陆绍荣等人的首犯杨正芳随后也落入法网。漏网的易培春的大儿子易实清、骨干杨朝纲在 1951年1月31日窜逃到驾车区的小石岩时，被会泽县警卫营在追捕中击毙。至此，“反共救国自卫军滇东北纵队第八支队”全军覆没，为害半年多的易培春匪患最终被平息。
“仄楞军”的覆灭。仄楞军匪首杨正辉原是易培春的部下，曾参与围攻乌龙乡政府。从乌龙撤出后，本来就不愿受易培春节制的杨正辉率部单独活动，回到禄劝县自强乡和张正林勾结在一起，另立旗号，自称“仄楞军”，盘踞在基多、舍块一带抢劫财物，残害人民。
1950年11月16日，杨正辉一伙以自强、舍块一带天灾人祸和农业歉收为由，煽动裹胁一部分生活困难、不明真相的群众到义侠乡政府“分粮”。大营盘村（现属舍块乡云坪村委会）妇女罗保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冒着生命危险提前赶到乡政府做报告。工作组长何兴东迅即部署防御。义侠乡政府处于一小土包上，地势南高北低，外有围墙内有碉堡，易守难攻，地形有利，但乡政府内只有11个武装人员，形势比较危急。夜里12时，仄楞军300余人开始围攻乡政府，打一排枪，狂喊一阵：“交枪，交枪，不交枪就杀头。”乡政府武装人员吸取乌龙乡政府失守的教训，沉着应战，等匪众接近乡政府时才进行还击，使土匪止于围墙之外。土匪中大多数人是被裹胁的群众，经过一天的奔波已疲惫不堪，见是围攻乡政府，更不愿为杨匪出力卖命，于是趁着夜色，大部分三三两两离开了匪部。第二天拂晓，只剩下100余人的仄楞军组织第二次进攻，匪首杨正辉被子弹穿破衣衫，受到惊吓，匪众因此乱了阵脚，畏缩不前。上午10时左右，土匪估计政府武装人员在吃早饭，疏于防守，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由于前两次硬攻不下，他们便捆着政府武装人员杨盛明的父亲杨贵昌抬着大火把去烧乡政府，杨贵昌立场坚定，机智应变，土匪趁机进攻的阴谋再次被粉碎。土匪见久攻久围不下，又畏于驻落雪的解放军来援，于第三天下午４时率残部撤回。驰援的解放军追击土匪到发拉基一带才急行军回到义侠乡政府。杨匪众回到自强后，被武定军分区剿灭。
至此，东川境内的匪患全部被肃清，共歼灭匪徒1600余人。匪患的清除，保卫和巩固了东川新生的革命政权，为东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东川铜矿的大规模勘探及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